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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工程师会通过各种手段——有时甚至采取极端方式——来模拟现实，以确保飞机不会解体、儿童无法打开药瓶、熊也不会闯入冷藏柜。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10 月 12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作者：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是《纽约客》的专职撰稿人，报道领域涵盖科技、学术界和书籍等。他著有回忆录《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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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最优秀的模型，也难以匹敌宇宙那令人难以理解的动态复杂性。插图： Lisa Sheehan
与人类零食的几次“邂逅”，让毁灭者科布克的母亲变成了一只“麻烦熊”。作为阿拉斯加荒野的原住民，这只灰熊很可能因翻找垃圾箱或偷吃露营地的残羹剩饭而染上了坏习惯——在她看来，食物就是随手可得的，这无疑为那个每逢晚餐时间便老生常谈的难题增添了一条妙计。这样的结局从来都不妙，没过多久，她对散养鸡的嗜好就让她招致了牧场主的致命一击。既然她是问题的根源，那她留下的两只幼崽便被“征召”来协助解决这一难题。
防熊容器的发明旨在遏制那些因无意间而养成“问题熊”习性的个体。在让熊们有充分机会尝试打开并最终失败之前，任何新型冷藏箱或堆肥桶都不得被冠以“防熊”的名号。这一领域的黄金标准由一个名为“跨机构灰熊委员会”（I.G.B.C.）的联合体制定。该委员会最初的认证体系偏重机械测试：测试人员会从相当高的位置向容器投下重物，并用金属尖刺反复戳刺，试图将其刺穿。毋庸置疑，这些测试手段远未体现出它们所要防护的动物应有的智慧与机敏。而那些小熊——尤其是科布克——则在西黄石的一处庇护所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定位”：在那里，I.G.B.C.邀请熊们担任产品测试员。人类工作人员将鱼、花生酱、蜂蜜和狗饼干装入新容器，锁紧盖子，再交由这些熊类“同事”进行合规性测试。只有经受住整整六十分钟的“无限制熊类接触时间”，且容器表面未出现直径超过四分之一英寸的破损孔洞，才算通过测试。
先驱性机器人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曾评论道：“世界本身就是最好的模型。”换言之，再好的熊类替代品也比不上真正的熊。科布克之所以能长期领取联邦薪酬，并赢得“毁灭者”的绰号，并非因为他野蛮（尽管他确实如此），而是因为他精明狡黠。他轻而易举地撬开了那些本该抵御熊爪的锁扣。美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之所以能够继续坐享联邦俸禄，正是由于“防熊”这一标准不能交由熊来界定。我们需要人类来判定：一旦某种产品在熊袭击的最后关头——也就是那惊险万分的第五十九分钟——仍能被打开，那就意味着它已经彻底失败了。
参与其中的熊被期待表现出自然的行为：它们会咬人、抓人，还会小动作不断。而与之打交道的人类，则必须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他们精心设计实验方案，商定合理可行的衡量标准，并公开发表评估结果。熊象征着现实世界的样子；而人类则代表着理想中的世界——一个令人安心、没有“问题熊”的世界。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张力，正是亚历克斯·戴维斯的《科布克：毁灭者，以及测试工程那片鲜为人知的荒野世界里的其他故事》（诺顿出版社）一书的组织原则。这本书以一种颇具趣味、节奏明快的笔调，为那些赞美专业能力的案例研究这一类型作出了引人入胜的贡献；同时，它也试图彻底为人类的判断力正名。戴维斯认为，让熊参与其中，乃是科学探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希望我们也能同样珍视并认可自身所具备的这种特质。
测试工程听起来似乎是个枯燥的领域，但实际上却能成为讲述精彩轶事的绝佳载体。戴维斯将这一学科描绘为一种向来热衷于那些如今与YouTube顶级内容创作者紧密相连的“花式操作”的专业。以对通过其严苛的安全与可靠性测试的产品颁发无处不在的“UL”认证而闻名的美国保险商实验室，最初便带着一股宛如“乐一通”动画片制作厂般的疯狂劲头起步。当该机构的工程师们想要验证某款保险柜是否能在火灾中可靠地保护贵重文件时，他们竟把样品里塞满杂志和活页纸，再铺上一层引火物，然后浇上半浴缸的煤油，最后扔进一根点燃的火柴。随后的更多试验更是让这款保险柜经受了数小时的工业炉高温炙烤，以及从三十英尺高空坠落到一堆精心散置的砖块上的重重撞击。
没有任何对现实的追求显得过于极端。戴维斯写道，一架飞机的黑匣子飞行记录器要经受“足以模拟喷气式飞机以接近超音速的速度撞上山体，或从平流层直坠入海时所可能发生情形的残酷考验”。它会被装入四十英尺长的炮管，以极高的初速射出，击穿铝制蜂窝结构，随后再被置于加压盐水舱中浸泡。这些测试既需要非同寻常的蛮力与高强度的体力，又要求严苛的程序化操作；它们只青睐那些穿着衬衫、袖子卷起的书呆子。
在许多情况下，测试工程师们展现出一种颇具戏剧性的风格。十九世纪末的圣路易斯，新建的伊兹桥便由一列又一列愈发沉重的机车“洗礼”而宣告启用。（这一做法如今仅略有改进：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工程师们为检验密歇根州一座桥梁的腐蚀状况，竟让M60型坦克停驻其上。）此外，为了进一步向公众证明伊兹桥的坚固可靠，建造者还曾牵着一头大象从桥上缓缓走过。戴维斯补充道，工程师们或许早已意识到，列车的重量远胜于大象；他们同样清楚民间流传的那则俗语：“大象能感知并避开不稳固的地基。”
人类也不喜欢急速坠落。伊莱沙·奥蒂斯发明了一种万无一失的电梯，让世界从此能够安全地建造摩天大楼。1854年，他在一场工业展览上令观众大为惊叹：他乘坐一个平台升至三十英尺高空，随后请人切断了牵引钢缆。钢缆的松弛触发了一个弹簧装置，使制动器卡入导轨上的凹槽，从而稳稳地刹住了下坠之势。这种看似鲁莽的冒险之举，竟成了安全领域中一种反直觉却历久弥新的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空军试图评估飞行员在弹射以及遭遇其他极端加速度时的生存能力。军医约翰·斯塔普把自己牢牢绑在一辆开放式火箭滑车上，仅用五秒钟便将时速推升至六百多英里；又过了一秒半，他便被一股撞上砖墙般的巨大力量猛地刹停。他的脸色瞬间发紫，视野也缩窄成他所形容的“一片闪烁的鲑鱼色光晕”；而要喘上一口气，竟花了大约八秒钟。他的事迹登上了当时首屈一指的推荐引擎——《时代》周刊的封面。
尽管总有取之不尽的“疯子”志愿者，但在野外实施这类试验并非总是可行。自人类开始飞行以来，撞上飞鸟的事故就屡见不鲜。威尔伯·莱特在首次遭遇鸟击时幸存下来；而另一位早期飞行员，或许觉得让一群海鸥猝不及防会很有趣，却没能幸免。很少有人愿意在空中演练发动机故障。想必鸟类也是如此。“鸟击试验”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测试人员必须在模拟条件下开展工作。他们搭建起一座机库，配备一台专用炮，将解冻后的鸟尸射入已启动的发动机进气道。相关规程经过精心制定：先从一只重约两公斤的鸡开始，继而以八只体型较小的鸟类连续“轰炸”，最后以十六个细小的羽毛团收尾。只要发动机仍能保持至少四分之三的推力，便可认定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
其统计推论是合理的，即便摄入试验的可信度略显含糊其辞。鸟类种群本就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迁徙模式——专家称之为“生物量波”——更是变幻无常。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所调查的鸟击事件中，近一半的案例里，发动机内残骸堆积得如此杂乱，以至于肇事鸟种究竟为何仍难以定论。（戴维斯对各类专业术语颇为敏感，欣然指出，鸟类排泄物被称作“snarge”。）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绝无任何“snarge”源自鸡——毕竟鸡不会飞。据戴维斯记载，从1990年到2019年，“FAA记录的髯海豹撞机事件（一起）竟多于鸡与飞机相撞的事件（零起）。”而在缺乏稳定可靠的鱼鹰供应渠道时，测试人员便不得不动用“鸡肉炮弹”。
使用“无过错的鸡”体现了可操作性与相似性之间的折衷。只有当实验程序切实可行、可重复且标准化时，其结果才具有可信度。我们不会因为某人曾经成功过就贸然乘坐飞机。同时，也只有当该程序能够较好地近似我们预期将面临的实际情境时，其结果才具有参考价值。很多时候，一些基本的权宜之计便已足够。制造商通常通过让目标用户亲自使用医疗设备来评估其可用性，有时甚至会在配备真实报警声的模拟病房中进行测试，在那里护士可能会被某个爱多管闲事的人打断，询问他们是否拥有那辆“警报响个不停的蓝色雪佛兰”。
其他情形则更为棘手。从事火箭滑橇实验的约翰·斯塔普对自己的身体抱有一种超然的观照——他曾指出：“在人类工程师看来，人体不过是一个薄而柔韧的皮囊，里面装着十三加仑的纤维状与胶状物质，仅靠一套可活动的骨骼框架勉强支撑”——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对自身肉体却怀有更为深沉的情感。以汽车的安全性能为例，其测试往往借助于尸体进行，而这些尸体通常已不再面临进一步伤害的风险。尽管如此，戴维斯仍指出，死者“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他们无法在撞击时做出自我保护的姿势，而且常常伴有既往病史。此外，获取尸体的成本高昂，且在伦理上也颇为棘手。相比之下，碰撞试验假人更容易制造，其统一性也有利于实验控制，但它们终究只是不完美的替代品。这些假人按照较瘦年代“平均”男性的体型打造，旨在实现“一码适用所有”的效果，却难以准确反映女性、儿童以及当今“平均”男性的生理特征。
戴维斯强调，检测行业自上而下无处不面临取舍。尽管一些最终上市的产品本可避免地存在危险——比如战后的一款玩具“小女士电炉”，其表面温度根本没必要高达六百华氏度；又如同时期的科学实验套装里竟真的装着铀——但另一些产品若不能对你造成伤害，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用处。理想的平衡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约有六万人伸手去清理割草机的出草口，结果却因此被送进急诊室。1974年，新成立的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中的技术官僚为全国的园艺工人奔走呼吁，最终推动在所有手推式割草机的把手处安装“急停开关”。在四项研究中，数百名志愿者将手从割草机把手移至出草口，结果显示这一动作所需时间大致集中在三秒左右。工程师们确认，在此时间内能够以经济可行的方式使刀片停止运转后，三秒便成为行业标准。然而，业界游说者认为这一规定过于严苛；而安全倡导者则主张刀片应当更快停转。最终，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权衡了额外成本与有限的安全收益，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且这一决定得到了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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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锯却走上了另一条路。戴维斯讲述了一位名叫史蒂夫·加斯的业余木工的故事：他发明了一种用电的方法，旨在减少美国每年三万起的木工事故。（为了给自己的“肉身”找个替身，他最终选了热狗。）这台装置效果极佳，但由于使整机价格陡增数百美元，还是被“大锯”彻底击败了。
儿童误服药品柜中的药物，曾是一个类似的问题，而人们也为此找到了一种巧妙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正如割草机和电锯无法用橡胶刀片来替代一样，药物也无法被安慰剂所取代。人们可以将药物存放在难以开启的瓶子里，但若瓶子过于难开，人们便会干脆不拧紧瓶盖，结果反而使情况更糟。最终，一种名为“Palm N Turn”的容器应运而生，它在孩子能够轻易拿到药片的“斯库拉”与成年人却难以取用的“卡律布狄斯”之间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这类容器经过严格校准：即便在明确向孩子们演示了正确开启方法之后，它仍须在十分钟内让五十名幼儿组成的测试小组中至少八成的孩子无法打开；随后，在五分钟内，它还必须让由一百名年龄介于五十至七十岁之间的成年人组成的测试小组中至少九成的人屈从其设计。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因儿童意外中毒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下降了四分之三。
《科布克：毁灭者》的主体部分，讲述的是一群默默无闻的立法者——那些出于善意、甘于承担琐碎而乏人称道之责的谦逊之人。书中的角色多为工程师、科学家与官僚，他们往往供职于大型企业或联邦政府，面对种种威胁从不掉以轻心，以荣誉感、巧思与毅力投身其中，并在彼此对立的利益之间斡旋达成微妙的共识。作为一次令人愉悦的隐形专业技艺巡礼，本书理所当然地跻身于迈克尔·刘易斯的《第五风险》乃至其新作《阻断者》之列。
戴维斯的抱负超越了单纯的故事陪伴。他认为，测试工程师所做的不仅仅是保障我们的安全，更向我们揭示了推动进步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他的论述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有力支撑，这些学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关注科学技术领域，其中包括社会学家特雷弗·平奇、约翰·道纳和查尔斯·佩罗，以及哲学家伊恩·哈金。这一传统强调，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我们选择如何理解它、以及我们为之设定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
1954年3月，约翰·斯塔普乘坐“音速风1号”火箭滑车，借助其九枚固体燃料火箭在五秒内产生四万磅的推力，最高时速达到约418英里。这项试验旨在测量极端加速度对人体的影响。图片来源：美国空军／阿拉米图库
优秀的工程师深知，自己的决策会影响其所收集的证据。科布克显然是一只称职的熊——它近在咫尺，关键时刻也能从容应对。然而，就其在野外的同类而言，它是否足够相似呢？阿拉斯加很可能存在着一些棕熊，让科布克看起来简直像小熊维尼；正如戴维斯所言：“那些为药瓶贴上‘儿童安全’标签的四岁孩子，可未必就是会在你家试用这玩意儿的那群四岁孩子。” 在某些领域，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对单个单元进行逐件检验来加以缓解。数十年间，茶叶检验员会从每一批进口茶叶中随机抽样，以由联邦机构对其口感作出评判。（曾几何时，这几乎就是一个只有唯一一名官员的办公室，陷入一种因过度摄入咖啡因而产生的恶性循环。）这种做法既繁重又荒唐，但至少对于正山小种这样的茶品而言尚属可行。若要对AirPods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则未免过于苛刻，因此苹果公司转而依赖统计抽样：只要缺陷表现为声音微弱，而非有爆炸风险，便可容忍极低比例的次品。至于疫苗，其风险特征则截然不同。“安全”与“可靠”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而这种语义上的协调正是制度性职责的一部分。
实验者也承认，实验室条件不仅可能缺乏代表性，甚至会起到误导作用。当德哈维兰公司试图评估其首款商用喷气客机“彗星号”的可靠性时，工程师们对机身的若干部件进行了精心设计的一系列模拟增压测试，以检验其强度，并进一步考察其疲劳损伤的敏感性。这些试验件经受住了1.6万次循环载荷，似乎印证了此前预计的1.5万次飞行寿命。然而，1954年，一架“彗星号”在仅执行约1200次飞行后便于海上解体；三个月后，另一架飞行时间更短的“彗星号”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故。事实证明，工程师们的测试顺序存在问题。极压试验部分修复了铆钉周围的细小裂纹，从而延缓了随后疲劳测试中裂纹的扩展。结果，这一实验反而使试样变得比它所要模拟的飞机更为耐久。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行事显然并非明智之举，但德哈维兰的工程师别无选择：当时人们对受力铝材的疲劳行为尚不甚了解。
我们确实会、也的确试图预先模拟现实。然而，即便是最精良的模型，也难以匹敌宇宙那令人难以理解的动态复杂性。在一段引人入胜的论述中，戴维斯探讨了摩天大楼对街面气象的影响，并描述了一种“大气边界层风洞”的建造——研究人员借助这种装置，将量身定制的强风吹过拟建城市景观的缩尺模型——连“阳台、树木、女儿墙”都一应俱全——以预测风场分布。这些研究者希望借此避免户外咖啡馆的顾客遭受时速超过5.6英里的阵风之苦。戴维斯写道，对于矩形建筑而言，这种风洞的预测相当准确；相比之下，曲面立面所涉及的大气物理过程往往过于错综复杂，难以被精确把握。要真正弄清这些问题，恐怕就得把整座摩天大楼盖起来，再让人去里面喝咖啡——而这显然就背离了进行测试的初衷。
这类事情的荒谬之处，正是汤姆·麦卡锡的小说《余烬》或内森·菲尔德的剧集《彩排》的核心笑点；可是在虚拟世界里，我们却屡见不鲜。戴维斯解释说，一级方程式车队借助软件优化空气动力学性能，但每年只有一回机会让原型车在赛道上进行初步试跑。他们总会发现一些计算中未曾纳入的现实因素，并以此为鉴，在赛季开始前对设计加以完善。于是，赛车便在持续不断的改进与反馈循环中疾驰前行。倘若大奖赛变得乏味，或者胜负过于可预测，F1的管理者便会调整规则，以保持这项运动的活力。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都是人们构想目标、设计衡量指标、开展试验，并从失误中汲取教训。种种轶事累积起来，为人类的判断力提供了有力的辩护。不难理解为何戴维斯认为这种做法十分必要。正如他所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岌岌可危的时刻：疫情留下累累伤痕，气候危机加速恶化，科技企业肆意妄为，虚假信息泛滥成灾，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日益瓦解。”政治环境对那些制定、维护并执行文明规则的人始终充满敌意。在那些曾为埃隆·马斯克的DOGE项目效力的年轻而缺乏经验者，以及那些已使监管与科研机构权力大为削弱的年长且资深的任命者看来，这些人不过是步履迟缓、面无表情的蠢材，除了拖慢进度之外别无他法。戴维斯恰当地将他的研究对象重新定位为勤勉严谨、富有想象力的公仆——他们守护我们的手指免受割草机刀片的伤害，也保护我们的孩子远离灼热的玩具烤箱。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戴维斯指出，工程师们试图在实验室里重现现实的雄心壮志，进一步表明：“完美的相似性是无法企及的，而一切测试都离不开某种信念上的飞跃。”我们最初使用的是些模模糊糊、形似熊的砝码和形似爪子的钩子，随后又用真正的熊取而代之，而这些熊又被更优秀的个体所取代——其中最杰出的一只甚至为戴维斯的著作冠名。整个过程仿佛带有一种高贵而近乎祭司般的意味：这项工作永远没有终点。
“测试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虽可被尽可能缩小，却永远无法彻底消除——这乃是一个根本却常被低估的现实，”戴维斯写道，其行文间流露出几分在通俗科普读物中并不常见的认识论上的宏大抱负。正是这一鸿沟的持续存在，使他坚信我们离不开测试工程师。倘若我们能够以完美无瑕的方式再现世界，便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届时，我们只需为自己模拟出未来那片阳光普照的高地。然而，由于任何模拟都不可能臻于完美，测试工程师便不可或缺。在戴维斯看来，试错不仅是一种了解世界的良方，更是唯一的途径。
如果说“毁灭者科布克”在某种程度上源于马斯克式思维的崛起，那么它同样也受到马斯克为DOGE所作的终极辩护——人工智能——的驱动。硅谷的许多人早已将人类判断的无可救药的不足视为理所当然。不妨看看围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一场持续争论：在科技自由主义者眼中，该机构守旧而畏风险，仿佛一座珍藏着传真机与针式打印机的圣殿，几乎处处阻碍着医学的进步。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仍不得不依赖那些昂贵、耗时且往往难以得出明确结论的临床试验，是因为我们对生物法则缺乏严谨的认知。一旦人工智能能够构建出细胞的完美数字模拟体，我们就有望绕过现实世界的种种瓶颈。尽管如今许多对人工智能最为热忱的鼓吹者已开始收回此类论断，转而主张建立类似一级方程式赛车般的反馈机制，但人们依然时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一种人工超级智能甚至能够仅凭三帧苹果下落的影像就推导出广义相对论。
关于苹果下落与广义相对论的那番说法，之所以令人存疑，原因可谓五花八门。戴维斯指出，理论家与实验者彼此不可或缺。正如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建模师从试车数据中汲取经验一样，航空航天工程师也从物理学家那里获益；如今，我们已经能够通过白板推演，清晰地梳理出德哈维兰公司机身试验中究竟出了什么差错。至于数字孪生的前景，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何况，一台计算机究竟能否从苹果坠落的影像中推导出相对论，其实并不重要。戴维斯所描述的那些测试，其目的并非追求完美的模拟，而是要再现足够多的真实世界，以满足我们不断演进的需求——比如让药瓶不易被儿童打开、让飞机不会解体、让咖啡馆里的报纸不会被风吹走，以及让赛车疾驰时轰鸣不至、惊险而不毁。真正棘手的是，如何界定模型究竟应当在哪些方面做到恰如其分，又该在哪些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作出怎样的权衡取舍。而这些决策，我们或许可以寄望于：既不由计算机也不由熊来做出，而是由那些能够为之负责的人类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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